历史文化源流丨奉法者强则国强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深刻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出自《韩非子·有度》。《韩非子》成书于战国末年,被后人视为法家之集大成者。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催生了诸子百家,在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法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法家重视法度、注重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操作特征,并一直以富国强兵、治世安民为旨归。法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定国安邦理论,从汉代起倡导外儒内法、儒法结合,一直到清代,都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思想。 韩非是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广为人知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就是出自韩非的思想。 古代很多思想家深刻认识到法令、制度无可替代的治理作用,将“奉法”视为治国理政的关键。《管子》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就以魏国李悝的《法经》为底,制定了秦国的法律。《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其思想为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修订秦律,颁行全国,为车书一统、四海一家奠定了法度基础。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湖北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简,看到秦律的内容,秦律为以后的汉律所继承。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占领秦都咸阳。他接受樊哙、张良的劝告,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为了争取民心,废黜秦朝的严刑峻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达到了刑清政简、应者云集的治理境界。汉代《九章律》,就是萧何参考秦律,结合《法经》修订而成。到了唐代,不同时期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都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如高祖李渊时期的《武德律》、“五十三条格”,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高宗李治时期的《永徽律》《永徽律疏》,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宣宗李忱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等。 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包拯由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途中,看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明的弊端,写下《上殿札子》上呈朝廷,其中有言:“臣闻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包拯指出,法令是固国之本、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只要法令畅通,风纪自然清正,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包拯以法令治天下的主张和他执法如山的实践,给后世提供了历史智慧。 “道法者治”,能否做到令出如山、执法严明,既关乎法令制度的权威,也关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关乎民心所向。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一再验证着“法令行则国治”的深刻道理。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必然要走向法治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1953年12月,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乘专列离京赴杭,在西湖边开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在西湖边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学习研究各国宪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宪法来。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的宪法,要从中国现在的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终于诞生了。“五四宪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法治建设。 回望新中国70多年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一条鲜明的主线清晰可见: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法治保护;百姓平安福祉,靠的是法治守卫——只有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也迈入新时代。 “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法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幕拉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次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 2018年8月,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此类机构; 2020年11月,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以来,法治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设法治政府,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观念……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科学立法奠定良法善治之基,严格执法树立法律权威,公正司法守护公平正义,全民守法引领社会风尚……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取得新成效。 以良法善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织密守护美丽中国的法治之网,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始终由法治引领、靠法治保障。 历史的新一页,研墨起笔。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加强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强化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在这份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法治”是重要关键词。“十五五”时期,越是面临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越是乱云飞渡、风高浪急,越要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法治是目标,是信心,更是力量。放眼神州大地,法治中国的美好画卷正在不断舒展。这是人类法治文明史上当之无愧的壮举,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实保障。
2025-12-19
规范权力运行要抓住重点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反腐败必须规范权力运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强调,规范权力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紧盯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的要求,为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的重要方法和有力抓手。问题有轻重,矛盾分主次,抓主抓重、集中攻关,才能做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全方位用劲,也需要重点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是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纠治“四风”作为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还是紧紧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管党治党,抑或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严查严治腐败,都是抓重点带整体的生动实践。面对“两个仍然”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必须加强战略谋划,遵循规律、抓住关键,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聚焦重点对象。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处在关键岗位、手握重要权力,同时肩负着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职责。其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对管党治党事业就能起到推动、带动作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则会带坏班子、搞乱风纪,破坏政治生态。规范“关键少数”用权,必须从源头着手,合理分解、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压缩任性用权的空间。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强化近距离、常态化精准监督,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形成监督合力。守住权力关需要树牢正确的权力观。要加强教育引导,促使领导干部牢记权力来自人民,必须用之于人民,自觉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紧盯重要事项。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事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是引诱权力越界出轨的高风险领域。防范重要事项上的权力滥用,既需要设定清晰透明、全程可追溯的用权程序,还应科学设置审核、复核、审批等流程,抓住关键环节,确保权力依规运行。同时,对权力运行风险点要精准监督,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进行实时监测、智能分析、风险预警,以“技术理性”制约“权力任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持续加大权力运行公开力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补齐制度短板。制度是规范权力运行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必须持续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不断扎密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止“牛栏关猫”。聚焦重点对象和重要事项,不能止于查几个人、几件事,而要着力发现典型案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要严格制度执行,健全制度执行监督、考核评价机制,严肃查处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维护制度刚性,避免“纸笼禁虎”。 规范权力运行是一项系统工程,治理腐败是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牵住“牛鼻子”、抓在关键处,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就一定能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更大胜利,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025-12-1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
      12月16日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文章强调,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文章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 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 习近平 一 过去,我国生产能力滞后,因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现在,产能总体过剩,仍一味靠扩大规模投资抬高速度,作用有限且边际效用递减。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 (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二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三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要政策目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健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要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23日上午,习近平在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考察时,同店主和顾客亲切交流。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四 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 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强化政策引导,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完善硬件和软件、渠道和平台,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 (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六 关于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问题。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 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释放消费潜力;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促进境外消费回流。要重视乡村消费需求,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要优化投资制度,推动储蓄向投资合理转化。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发挥作用。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促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要提升基础设施和流通水平,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在综合交通、基础科研、公共卫生、生态保护、乡村建设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2020年12月16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七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八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5年11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8日上午,习近平在广州察看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展示。新华社记者燕雁/摄 九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积累了成功经验,要优化政策举措,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一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要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要合理增加消费信贷,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 二是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当前,民间投资预期较弱,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这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工具。政府投资要在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上加大力度,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要支持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乡村建设行动。要加大科技和产业投资,超前开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建设。政策性金融要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要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强化要素保障。 (202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 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这就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错位、循环不畅,是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的根源之一,统筹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助于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2023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一 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二 《建议》稿突出做强国内大循环,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部署,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强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同时,提出拓展国际循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025年10月20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有关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重要论述的节录。
2025-12-17
历史文化源流丨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意为法律一旦制定,只要有人违反,就必须坚决惩治;命令一经发出,只能坚决执行,不能半途而废、违反初衷。        唐高宗麟德初年,王勃上书提出四点建议,以明报效社稷之志。其中,第三条建议写道“远宏教旨,大变流俗”,特别指出“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以自己对法律的思考,道出了法律的权威性以及执法的严肃态度。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法治思想与传统。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自不必说,崇尚仁义之道的儒家也不例外。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是希望有贤能的人把文王武王留下的良法善政予以执行。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也是强调要通过制度和人,把政策和法令落实下来。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同样认为要由贤能的人来严格执行法律。        严格执行法令,这是实现法治的重要环节。西周时,召公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审理案件,追求“各得其所”的司法公正;战国时,商鞅通过“徙木赏金”建立政府公信力,为秦国变法奠定基础,体现“法必明、令必行”的治国理念;三国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维护了军纪的严肃性。这些为政者深谙治国治军之道,“奉法为重”成为其立业之基、成事之本。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古往今来治乱兴衰的历史充分表明,法律不能只是束之高阁,否则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东汉王符在《潜夫论·述赦》中,以孝明帝时荆州一位茂才所治理的郡为例证,强调如果赏罚不明,好人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人们的行为也会失去规范,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法行法弛的法治状况,影响着国治国乱的不同命途。        能否做到公正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自身是否保持严格的执法观念。唐中宗时,雍州官员李元纮性格耿直,仗义执法,将太平公主侵占当地寺院里的一盘水磨重新判归原主。面对压力,李元纮挥笔在判纸上写下“南山可移,判不可摇”。后世据此衍生出成语“执法如山”。        “执法如山”,对执法者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在执行法令时,要像山一样坚定,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现实中,在权力与名利面前,极易让意志薄弱者迷失心性,让动机不纯者丧失底线。当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时,不仅使法纪和规则的尊严受到伤害,自己也将坠入法律的天网。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写下“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就是告诫世人要遵规守纪、严格执法。在法度之下,任何人不能心存侥幸,不能指望法外施恩;在纪律和规矩面前,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        法纪严明,于民为取信之道,于国为兴邦之要,古今皆然。        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带领人民不懈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法治道路。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为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行为,边区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律法令中明确规定,对于公务人员中存在的贪污腐化、假公济私、蜕化变质、欺压百姓等行为,要严厉惩处,量刑治罪。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惩贪条例等法律法令在边区得到有力执行,无论是革命资历,还是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违反法纪的“丹书铁券”。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依法严惩了黄克功、肖玉璧等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分子。        黄克功,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因逼婚未遂枪杀学员刘茜。等待判决时,黄克功上书毛泽东,恳求戴罪立功。        黄克功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立下汗马功劳,而刘茜只是个女学生。可这就意味着他可以逃脱法律制裁吗?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认为,黄克功是功臣,但功臣并没有逍遥法外的特权。何况,“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在黄克功被执行死刑4年后,陕甘宁边区又查处了肖玉璧贪污案——这名身上留有几十处伤疤的老红军,在边区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纪,贪污受贿,克扣公款,引起极大民愤。        被依法判处死刑后,肖玉璧不服,也要求看在过去战功的分儿上,让他去抗日战场戴罪立功。但死刑同样执行了。毛泽东对林伯渠说:“还记得怎么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却往往能通过一个个细节,让人在回溯中触摸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走上了探索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逐步驶入快车道。几十年来,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靠的是什么?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团结奋斗……还有一个不容遗漏的答案——法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依法治国重要性的阐述,彰显了一个政党清醒的判断、深刻的认知。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前所未有的高度谋划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践行法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无不用法治作保障,无不由法治来贯穿,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和落实。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只有得到严格执行,才能彰显价值和权威;如果执行不力,法律再完善也是一纸空文。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的典故,深刻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只有人人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只有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法治才能成为一种信仰,法治中国才有最坚强的支撑。
2025-12-12
纪法百科•"数"读通报丨2025年11月
  一、发布81名党员、干部接受审查调查信息 2025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发布81条审查调查信息。其中,中管干部6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厅局级干部23人,省管干部52人。 二、发布47名党员、干部党纪政务处分信息 2025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发布47条党纪政务处分信息。其中,中管干部8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厅局级干部4人,省管干部35人。 三、被处分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存在违反廉洁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组织纪律问题 2025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47条党纪政务处分信息中,46名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廉洁纪律,42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42人违反组织纪律,37人违反政治纪律,1人违反群众纪律,16人违反工作纪律,23人违反生活纪律。 四、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信息中,被处分党员、干部多数违反多项纪律 2025年11月,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信息中,被处分党员、干部多数违反多项纪律。违反6项纪律的1人,违反5项纪律的8人,违反4项纪律的16人,违反3项纪律的14人,违反2项纪律的6人。 五、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或消费卡,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对抗组织审查,违规谋取人事利益是违纪突出表现 2025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47名被处分党员、干部中,有37人存在违反政治纪律问题,其中32人存在“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在违反组织纪律行为中,违规谋取人事利益占比最高,为31人,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分别为22、14人;违反廉洁纪律的46人中,存在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或消费卡行为的多达42人,39人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违反生活纪律行为中,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是突出违纪表现。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25年12月4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三周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年度宣传片《“金色名片”更光更亮——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三周年》如约而至。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十三年来,我们刹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祛除了一些多年难以祛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打持久战。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46个月持续公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看,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每月数据变化,折射出在当前正风肃纪高压之下,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的特征。 从2025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信息也可以看到,11月被通报处分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这些党员、干部同时还存在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这些数据也印证了“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量未尽、增量仍然易发多发的科学论断。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到纠治“四风”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永远在路上”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一刻不停、一抓到底的实际行动。
202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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